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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时代。”这段话原则上是对的,但这段话需要补充:货币,不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
币,从来需要以信用作为前提和基础。所不同的是,自 1971 年尼克松关闭美元和黄金
的窗口之后,世界信用货币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。
(1) 世界各国信用货币从此成为基于政府信用的信用货币。也就是,各国信用货
币的信用基础单一化:信用即政府。政府信用的质量决定了该国信用货币的
币值。
(2) 世界各国信用货币要以美元的信用作为锚。也就是说,除美元之外,其他国
家的信用货币都建立在本国政府信用和美元信用的基础之上。这样的二元结
构导致了所谓的汇率现象。
进一步说,1971 年之后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替代固定汇率的时代,也就是进入到本
国本国名义的和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货币贬值率,不仅受制于本国经济的影响,而
且受制于该国货币与其他国货币汇率的波动的影响。但是,这样的双重影响的“频
率”并非是相同的。常常发生一个国家基于平价购买力的货币通货膨胀率和和基于美
元的货币贬值率的变化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,甚至彼此分离。例如,在前南斯拉夫、
前苏联、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,都发生过本国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发生数十倍、百倍、
乃至千倍以上贬值,却并不意味着本国通过购买力所体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同样的水
平。这样的现象很是值得研究。
此外,更值得关注的是利率问题。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低利率、零利率甚
至负利率,不再是个别的现象。这样的利率形态的重要后果是:一方面,并没有导致
传统 CPI 的高涨;另一方面,却全方位地减少了投资的成本,导致资产价格的上升。
资产价格的上升或多或少有利于就业的扩张,而就业的扩张却没有直接引发通货膨
胀,于是,菲利普斯曲线失灵。
在这些新的经济的和货币的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?作者直指当代货币中的核心
问题:“货币供给由谁决定?”作者的答复是:“政府或中央银行”。作者进而提出:
“那中央银行的钱哪里来的呢?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!”于是,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已
经回答了前面所说的货币不仅仅具有内生性,也具有外生性。因为货币经济已经从仅
仅依附实体经济,且为国民经济活动水平所决定,转变为货币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
导力量,并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。货币完成了从宏观经济中的因变量到自变量的
转型,这就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本质所在。这也就是所谓货币化的最新阶段,甚至最高
阶段。
多年来,人们讨论中国高速发展和货币现象的时候,常常用 M2 增长率高于 GDP 增
长率,或 M2 总量占 GDP 规模的比重,以说明中国货币供给过大,隐喻中国存在高通货
膨胀、经济泡沫化的危险。这样的忧虑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。问题在哪?在过去 20
年间,中国存在着两轮货币化:第一轮货币化发生在中国从非货币化向货币化转型期
间,从 1980 年代开始,持续到 2010 年代,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如同从旱田到水浇地
的转型,需要非常态的“灌溉”,导致超额的货币供给。第二轮货币化是在中国迅速完
成工业化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后,进入到货币经济主导传统实体经济的历史阶段,
唯有增加货币供给可以扭转中国资产、劳动力长期过低的局面,再次刺激了第二轮货
币化。上述两轮货币化的互相叠加,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导致了 M2 规模居高不下。这个
过程,是一种市场与政府,中国与世界持续反馈的过程,其中包含着试错,并不存在
着一个可以设计的最优货币量。
令人遗憾的是,进入 21 世纪以后,世界范围内的信用货币大规模和持续膨胀,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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